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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書記升遷解析綠色官員升遷難

发布时间:2019-11-09 09:39:24

市长书记升迁解析:“绿色官员”升迁难

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此言引发社会热议,这可能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干部考核机制将会增加“生态效益”新内容对一些“绿色官员”而言,可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当然,“绿色官员”并不是非常清晰的概念,通常是指那些比较注重环保、民生的地方“一、二把手”作为地方官员的他们,升迁与否,在相当长时间与数字有关,尤其是GDP的数字而目前的干部考核机制,对他们颇为不利,所以便有了“绿色官员”升迁难的命题打破升官“潜规则”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的团队不久前搜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们升官概率是负值正是这样的晋升“潜规则”,无形中给众多地方官员一个指示,在任职时一定要把GDP搞上去这同样也制造了地方另一个顽疾——数据造假,不久前媒体曝光一些地方工业产值“灌水”数倍,以至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通报批评现在比较火热的“克强指数”,其出现也有一些地方统计数据不可靠的背景对于“绿色官员”而言,他们很难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中脱颖而出,因为一旦比较注重环保、民生投入,那么在经济发展增速上总会有所迟滞,毕竟财政资源是有限的不过,最近这些“绿色官员”可以感到些许暖意,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近年来,中央高层首次将环境生态指标列入干部考核内容的表态虽然还没有见到具体的考核体系指标,但是这个方向却让环境产业以及专家学者看到了希望对于环境产业而言这是一个大的利好消息,这意味着政府更看重,也会有更多的投入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告诉《第一财经》,GDP考核确实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很多地方官员明知道一些项目不会带来就业和税收,但仍然要引进,就是因为项目可以带来GDPGDP事关地方官员的升迁,就决定了各级政府的行为规范“中央如果真能对现有的干部考核标准进行大的改革,各方关注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破题”匡贤明如是说惯性与利益是阻力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地区间的经济竞争正是了然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一位金融研究机构负责人对本报分析说,地方官员已经紧紧地跟经济捆绑在一起来了,尤其是这不仅仅涉及考核的问题,也还有现实的利益不久前,本报在采访一位中部省会城市的市长时就注意到,他对于发展中部城市圈颇有见解,但是也尴尬于当地的经济总量在四个中部省会城市最低,所以他直言“奋起直追,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而他所选择的产业包括航空、汽车等,都是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地方经济总量的项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也对直言,“地方官员追求GDP,主观上能够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满足各种利益诉求;客观上,改善民生和环境也需要经济基础”他认为,不改变地方政府大家长的地位,不减少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地方政府追求GDP是难免的这样的观点也有一定代表性,匡贤明去年一年跟踪了广东某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试点,虽然试点取得不少成效,但是他也承认如何将这些工作与地方官员的考核结合起来有难度一旦缺乏激励,那么就会缺乏长期推动公共服务的动力一位局级政府官员私下直言,GDP统计和排名虽然不太科学,但就像高考一样,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数量化考核,是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之一问题是,要优化这个考核,很难如何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这十二个字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匡贤明认为要有量化标准,但不太容易设置出来技术难住“绿色GDP”此前,一些地方和机构也尝试过“绿色GDP”,试图弥补当前GDP作为经济指标的缺陷,就是把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也加入其中,但是这样一来,绿色GDP看起来就不会很鲜亮最近有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GDP的1.2%”匡贤明说,绿色GDP始终只有个别地方在试点,没有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也没有作为真正的硬指标具体原因,他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上的原因,绿色GDP也好,公共服务也好,甚至有学者提出的财政支出绩效来考核,目前统计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东西其次是官员利益问题,今年引进的项目,最快今年就有GDP了,而今年投入环保或其他公共服务,出效果并不那么快最后还有理念的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建设的理念根深蒂固,公共服务、环保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明显强化,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正是观念上误导,也使得这些年在公共服务以及环境保护上,民众的意见比较集中一位环境产业的高管也告诉本报,这种逻辑很类似企业管理,在公司初创期或野蛮生长期,业绩考核无疑是第一位的,但到一定规模,有一定积累后,需要考虑长期经营目标时,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法)就不是简单的销售业绩利润指标了“中国到了要调整的时候了,所以,虽然考核不是万灵药,但却是必备药”不过,他也提醒说,希望这种考核标准出台之后,官员的导向和激励机制改变,不要造成既有的一些项目烂尾或者停工,那样多少有些得不偿失本报采访的多位企业和学界人士都认为,根据GDP考核官员的体系,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保增长”和“求政绩”这样的诉求权重高于“环保”、“民生”这样的因子所以,即便表面上提出要看综合效益,也形成考核指标体系,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免重看业绩这些人士认为,通过考核,被动地做效果都不会太好;而通过机制设计,让地方政府主动要做,效果会好些也就是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但制度和机制如何来设计,如何把地方官员的诉求和中央政府的导向结合起来,这可能也是考验组织部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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